摘要：论述了1925年焦作煤矿大罢工胜利的主要原因，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焦作民主统一战线的形成，为罢工奠定了胜利的基础；同时，全国各地的声援和支持，鼓舞了罢工工人的反帝斗志，使得罢工能够坚持到底；地方当局等方面的同情甚至支持，以及英帝国主义在焦作势力的相对薄弱，均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罢工的进行，有利于罢工取得最后胜利。
关键词：工人运动；焦作煤矿大罢工；胜利原因；中国共产党领导；焦作民主统一战线
1925年7月，焦作煤矿工人为声援五卅运动和改善生活待遇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罢工斗争，罢工自1925年7月6日开始至1926年3月6日结束，历时8个月，取得了彻底的胜利。现就取得胜利的原因进行概括分析。
1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不仅是焦作煤矿罢工的发动者和组织者，而且还是罢工策略方针的制订者和执行者，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确保了罢工的方向和发展，为罢工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党自成立后，就对焦作的工人运动十分重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和中共北方区委曾派共产党员童昌荣常驻焦作，筹办工人夜校，宣传马克思主义，启发工人觉悟，发动建立工人组织，使工人的思想面貌焕然一新。五卅惨案发生后的6月上旬，为领导焦作工人阶级声援五卅运动，共产党员罗思危、刘昌炎等受中共中央河南特派员王若飞同志的指派，来到焦作。罗思危、刘昌炎和焦作籍共产党员秦梦虎等人，深入矿务大学（今焦作工学院前身。——编者注）宣传发动进步学生。同时，在道清铁路工人夜校，组织积极分子队伍，并且与进步学生吴会治、邹福元一起，走到工人中间，介绍五卅惨案的经过，广泛地与工人谈心，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还深入到华人夫役中广交朋友，发动募捐，推动了五卅运动在焦作的进一步发展。
7月5日夜，罗思危在扶轮小学召开工人积极分子会议，决定罢工。7月6日，福公司英人家庭雇员率先罢工。为发动李封、王封矿井下工人罢工，罗思危不仅约见积极分子谈话，而且在7月8日上午，组织各界万余群众奔赴李封二郎庙集会。罗思危号召工人团结起来，以罢工的实际行动支援上海的工人运动，最终促成了福公司煤矿工人于7月10日全体罢工。为加强对罢工和群众爱国斗争的领导，7月下旬，中共中央和中共北方区委又派遣吴光荣、杨天然、王则鸣、刘伯庄、王电生等中共党员来到焦作，从而在政治上保证了罢工的胜利进行。为了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经上级批准，中共焦作支部干事会成立，罗思危任书记，刘昌炎、王则鸣、杨天然为委员。继而，成立了共青团焦作特别支部，杨天然任书记。焦作党团组织的建立，是焦作划时代的事件，标志着焦作工人阶级的觉醒，使团结起来的焦作工人阶级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为了扩大焦作煤矿罢工的影响和确保罢工坚持到底，中共焦作支部一方面组织宣传队，进行募捐宣传，从而赢得全省人民广泛的支持和同情。同时，创办了工人夜校，对工人阶级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提高了罢工工人的觉悟，巩固了工人的团结。
焦作煤矿的罢工给英商福公司在经济上以沉重地打击，因此，英商福公司千方百计地图谋破坏罢工运动，中共焦作支部则领导罢工工人与福公司进行了艰苦不懈的斗争。针对福公司总理堪锐谋从开滦煤矿招雇矿工来焦作开工，妄图破坏焦作煤矿罢工一事，焦作党组织便以焦作煤矿工会的名义，呼吁开滦诸工友，“本工人阶级一致，我华全民一致之义，从速设法制止此事”[1]，从而戳穿了英帝国主义的阴谋。鉴于福公司利用民族资产阶级中断对罢工的经济资助，外地援助经费又没有及时寄来，在按时发给罢工工人的生活补助费发生因难的问题上伺机向工会发起新的进攻，焦作党组织一方面召开各种会议，揭露福公司分裂工人团结，破坏工人罢工的阴谋；另一方面派人催取募捐救济款，及时发给工人，用事实教育了工人群众，提高了工会的威信，使工人更紧密地团结在党和工会的周围，再次挫败了福公司的阴谋。
在罢工工人代表与福公司的谈判过程中，党组织审时度势，不时地予以指导，制定正确的方针策略，以保证罢工的最终胜利。鉴于沪案前途渺茫，各地工人已作有条件的复工准备，中共焦作地委（1926年10月中共焦作支部改为中共焦作地方执行委员会，简称中共焦作地委）和焦作煤矿工会根据实际情况，将原来提出的22条复工条件灵活变通为15条，以期早日结束罢工。但由于福公司总理堪锐克缺乏诚意，拒绝谈判条件，致使首次谈判破裂。在第二次谈判前夕，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派当时在国民党北京市特别支部工作的负责人、共产党员陈毅接见了焦作煤矿罢工工人代表团，对复工谈判作了重要指示。在第二次谈判失败后，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党随机改变了罢工策略，确保第三次谈判取得了胜利。1926年元月下旬，英、日帝国主义支持的直系军阀吴佩孚联合奉系军阀反对冯玉祥，向河南进军，吴佩孚可能再度统治河南，倾向革命的国民二军将被迫西撤。为了适应这种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使焦作煤矿罢工免遭二七惨案的厄运，同时，为了保存焦作煤矿工人的有生力量，巩固革命的成果，去迎接新的更大的斗争，中共焦作地委决定改变罢工策略，准备灵活谈判，以便有领导、有组织、有条件地复工。于是，第三次谈判经过7天的激烈斗争，双方最终达成了12项协议，从而使焦作煤矿工人罢工最终取得了胜利．
总之，焦作煤矿工人罢工是在党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在关键的时刻，党根据当时斗争状况的发展，审时度势，制订正确的方针政策，采取灵活的斗争策赂，确保了罢工得以顺利进行，并为罢工的胜利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2 民主统一战线的形成
焦作民主统一战线的形成，加强了焦作各界革命力量的进一步团结，为焦作煤矿工人罢工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五卅惨案的消息传至焦作后，在党的领导下，焦作各界迅速行动起来，不仅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而且还实现了商人罢市、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的局面。“三罢”的实现，说明了焦作各界反帝要求的迫切和斗争情绪的高涨。6月中旬，焦作各界人士在“打倒帝国主义”的旗帜下结成统一战线，成立了焦作沪案后援会，推举吴会治为会长，从而宣告焦作人民反帝统一战线的形成。为把运动推向深入，焦作沪案后援会组织宣传队，上街演讲，并赴修武、获嘉等地宣讲五卅惨案，控诉英、日帝国主义杀害中国工人的暴行。随着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入千家万户，焦作的广大人民纷纷募捐寄往上海。武陟、沁阳等地的青年学生纷纷走上街头，集会游行。武陟还成立了学生总会及平民教育促进会，到农村演讲；创办平民夜校，进行平民教育，发动民众参加革命斗争。
8月上旬，根据党的三大决议精神及上级的指示，焦作全体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以个人身份加人国民党，建立了国民党焦作市党部，罗思危主持日常工作，从而标志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焦作民主统一战线的形成。国民党焦作市党部布置任务，指挥罢工，成为领导群众进行革命活动的公开机关。焦作民主统一战线的建立，调动了焦作各界人士的爱国热情，不仅工人、农民、商人、学生积极参加集会、游行示威，而且民族资产阶级及地方绅士也站到工人一边，同英帝国主义进行坚决斗争，壮大了革命力量，推动了斗争发展。
焦作及其附近的修武、沁阳各界始终积极地支持煤矿工人的罢工斗争。沁阳各界援助沪案联合会先后给开封、天津等地的群众团体致电致函，要求“筹巨款维持失业工人”[2]。焦作福中矿务大学的师生踊跃捐款，支援罢工，特别是许多学生走上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道路，积极参加了焦作煤矿工会的领导工作。道清铁路和武陟木栾店纱厂工人，为焦作煤矿工人举行了同情罢工。修武、沁阳等地的农民，特别是焦作附近二十五个村的二万五千名农民协会会员，纷纷举行集会和游行，从政治和经济方面声援和支持煤矿工人的罢工。
不仅如此，民族资产阶级经营的中原煤矿公司，由于过去受到英商福公司的压迫和排挤，因而也从经济上和政治上给予罢工以一定的支持。当中原公司得知英商福公司工人罢工的消息后，“即时开紧急会，讨论由中原公司收容罢工工人，以免流离失所”，“该公司工人系为国牺牲，其爱国热诚，不亚于上海罢工工人，全国各界，当亦为同等之待遇，以使工人坚持到底，全体决议，请全国各界一致援助罢工工人，以与帝国主义者相奋斗”。[3] 最后，中原公司收容罢工工人五百人，沁阳附近的六河沟煤矿收容一千人。[4] 当时驻防焦作的国民二军第二混成旅的官兵也积极支持罢工斗争。国民二军军长胡景翼早年追随孙中山拥护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曾与冯玉祥一起发动北京政变，倾向革命。因此，在1925年初，中共中央派一批共产党员出任国民二军所属部队的政治教官和从事工人运动的工作时，共产党员张隐韬就奉命来到焦作，出任第二混成旅教官，并与焦作共产党组织取得联系，开展革命活动。所以，在焦作煤矿工人罢工的发动期间和坚持过程中，驻防焦作的国民二军始终同情和支持罢工斗争。6月14日，焦作各界游行示威时，“防营亦派审人荷枪站岗”[5]。7月7日，焦作各界再度游行时，国民二军也派军队“沿街布岗，随时维持秩序”[6]。焦作煤矿工人罢工后，国民二军的官兵，曾经拿出1个月的军饷资助反帝罢工，许多官兵自动开展募捐活动，积极支持罢工斗争。焦作警察局也积极维持秩序，支持煤矿工人罢工。所有这些，都有力地支持了罢工斗争，使罢工能够坚持到底。因此，焦作民主统一战线的形成，壮大了革命力量，为煤矿工人大罢工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3 全国各地的声援和支持
全国各地对焦作煤矿罢工的声援和支持，鼓舞了焦作煤矿工人的反帝斗志，使得罢工得以长期坚持并取得最后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