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软件困境在软件工程薄弱。”——这是天极网今天的一篇头条，该文还援引“中国软件国家队”——中软公司总裁唐敏的话说：如果说二十年前谈，十年前谈，甚至于三年前谈软件工程，可能都没有今天更加重要，确确实实，中国软件产业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非要全面走卓越软件工程之路这样一个关键时刻。
我想唱点反调，不过并不是说我不支持软件工程的实践和研究。在软件行业工作的三年多里，第一年作了开发，后面两年多都是测试。在经历了一些痛苦的测试过程之后，我也开始试图从软件工程中寻找可以解决软件质量问题的“银弹”，甚至应该说我更希望称为一个软件工程的倡导者和推动者。所以，即使我下面的言词有些偏激，也请相信我——我是想试图找到一些软件工程之外的因素，来找到“中国软件困境”到底“薄弱”在哪里。
做为距离我们最近的软件大国，印度称为了全球最大的软件外包地，而急于成为世界软件大国的我们，也自然喜欢同印度进行比较。有时候看到一些口号，颇有些当年“赶英超美”的意思。在网上也可以看到很多评论和比较中印两国软件行业的文章，大家也都明白印度之所以软件行业发展的这么快，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印度的软件行业产业化程度高，一种类似工业化流水线生产的方法自然大大提高了软件的生产效率；而我们的周围，即使在北京、上海、深圳、广州这些软件行业的桥头堡，有相当一部分企业也还都是处于一种作坊式生产的状态，甚至包括一些在业界被认为是“大软件公司”的企业。曾经和几个在这些公司工作的朋友一起讨论过软件工程在公司实际运作中的应用情况，在广州某大型通信企业工作的朋友l说，公司虽然过了cmm3，但是也只是在当初过得时候针对cmm3准备了一下，证书拿到手之后，一起还是照旧了——其它那些过了cmm2、iso9000的公司大都如此。而另一位在据说是广州最大的软件企业工作了一年多的朋友，居然没有听说过rup——这并不是一件可笑的事情，可笑的是该公司的技术总监在某大学的软件工程硕士班专门负责讲授rup在开发过程中的实践。
这里还有两个小插曲，一是在《广州市加快软件产业发展的若干规定》中明确指出：
